赵牧

     “湖广填四川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，它专指清代初年，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，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。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，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，前后长达一百多年。其中，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，四川人的祖先，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。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，比如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江西、福建、广西、陕西、贵州、云南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等，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“湖广籍”最多，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“湖广填四川”。所谓“湖广”，是指湖北、湖南两地。在明清时期，湖南、湖北合称“湖广省”。
  　　在一般人的记忆中，“湖广填四川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“张献忠剿四川”分不开的。时至今日，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“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”的恐怖故事。似乎“湖广填四川”这一事件的起因，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。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，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，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３４年。因此，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。

     四川不愧为“天府之国”。当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（康熙二十四年，四川的人口只有１．８万余丁，折合人口９万余；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，四川人口已达２９０余万），一个波澜壮阔、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。“异乡人”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。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、新的生产技术、地方戏、习俗、方言，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。他们获得了财富，获得了新生，获得了主人的称谓，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。

　　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时算起，那么至今已有３４０余年时间。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，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。然而我想说的是，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。屈指算来，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，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？要知道，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，都称那个首先来川“吃螃蟹”的人为“我入川一世祖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，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、旧的家园的联系，毅然决然跑到四川来的。所以，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。３４０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，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，其实也不过２００年，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。

　　我赞同成都作家洁尘关于成都这座城市（乃至四川全境）与人群特性的看法：“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，内心自信而不狂妄，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。这让这个城市包容，随和，不排外，不顽固。”其实，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观点。四川（主要是成都平原）在经历过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运动的荡涤以后，真的产生了一种“新四川人”和“新四川文化”。

　　一首关于成都的《竹枝词》这样说：“大姨嫁陕二姨苏，大嫂江西二嫂湖；戚友初逢问原籍，现无十世老成都。”按照这里的说法，成都是找不到十代以上的土著的（史料也称，成都在清代初年曾经１３年无人烟）。那么这种包容和健康的心态从何而来呢？显然那是来自于移民社会长期的磨炼、实践和熏陶。四川的饮食文化、茶馆文化、休闲文化、民俗文化，无不渗透着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运动的影响。（《湖广填四川》肖平／著成都时代出版社）